在1969年4月，北京九大闭幕后，中央领导层名单引发了广泛关注，康生不仅被纳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，还晋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。这位来自山东的干部，早年从事隐秘的政治工作，后在特殊时期成为了关键人物。康生的原名是张宗可，1898年出生于山东诸城，他年轻时在青岛的礼贤学校完成学业，之后回到家乡当教师。五四运动后，新思想影响了山东，使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与革命活动。1920年代中期，他前往上海，开始在中共地下组织工作。上海当时革命斗争形势复杂，康生参与了工人运动，并在党组织和情报系统中担任职务。他在地下工作中展现了谨慎与耐心，逐渐被提拔。

然而，个人能力并不等同于品德。1930年代，伴随党内路线斗争加剧，康生站在王明一边，表现出对异己的明显排斥。他对不同意见者简单地贴上政治标签，并利用组织手段进行处理。这种做法导致了严重后果，许多人被调离重要岗位或遭审查，甚至有些人因无端嫌疑而被排斥。尽管康生每次不一定亲自出面，但他常借助职权将个人判断包装成组织决定，因此在一些干部眼中显得异常危险。

在延安时期，康生负责审查及肃反工作。清理组织与整顿思想本是革命团队内部的重要任务，但若缺乏事实依据和制度约束，便可能演变成过度扩大。康生在这一过程中所采取的某些措施，日后遭到严厉批评。1959年庐山会议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彭德怀原本向毛泽东提交关于“大跃进”的意见书，旨在反映实际问题，但随着局势变化，彭德怀被指为“反党集团”成员，会议性质从纠正误差变为政治批判。康生在会议上支持对彭德怀的攻击，将正常工作意见上升为政治问题。彭德怀曾提醒毛泽东要留意康生等人的做法，但未被采纳。庐山会议后，彭德怀被长期审查，最终于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去世。

值得指出的是，彭德怀的悲剧与复杂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，无法简单归咎于个人行为。但康生在关键时刻推动并加深了错误判断，客观上加重了对彭德怀的政治打击，这一点在历史评价中是明确的。康生在1966年后真正走上权力的巅峰，江青等利用政治运动扩展影响，而康生凭借多年组织和审查的经验，成为幕后操控者。他熟悉政治斗争的语言及如何将复杂问题简化为敌我关系。

有人曾对康生表示：“这样查下去，会不会把好人卷进去？”康生回答：“宁可多查一些，也不能放过问题。”这表态虽显强硬，却为扩大化提供了空间。政治审查一旦追求“宁左勿右”，事实与证据往往会被怀疑替代。在江青等人的推动下，许多干部、知识分子及老同志受到了冲击，很多家庭因此经历长期苦难。康生虽不是所有事件的决策者，但常参与定性、审查与舆论推动。他与江青既有共同利益，又有相互利用，共同构成了特殊时期的政治集团。

康生之所以能长期获得信任，除了其政治手腕外，还有一个被忽略的原因是他在书法、绘画以及古籍鉴赏等方面十分娴熟。他收藏碑帖，了解传统书画，平时也以文化修养示人。毛泽东喜爱诗词书法，康生因此找到了交流的空间，逐渐建立起政治以外的特殊联系。然而，文化修养并不能抵消政治责任，一个人的才华并不代表其在历史关头做出的选择是正确的。康生的问题在于将个人才能服务于权力斗争，将审查经验变为打击异己的工具。

1975年12月16日，康生因病在北京逝世，享年77岁。当时他仍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，生前并未经历完整的历史审判。1976年特殊时期结束后，党内开始对相关问题进行重新清理。1980年10月，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对康生的悼词评价，开除其党籍，并将其骨灰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。一个曾担任中央副主席的人，最终以如此方式退出政治历史。权力迅速攀升，但留下的政治责任不会因死亡而消失。